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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寫遺書 學生輕松家長緊張

　　“如果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最想說的是什么？”在昆明市第一中學高一年級的主題班會上，當看完了一部生命如何從受精到呱呱墜地的影片后，心理輔導老師牟潔給學生們出了一道題：寫“遺書”。

　　結果，學生們寫下的“遺書”五花八門：

　　“1．媽媽、爸爸，我的壓歲錢放在小柜里；2．Iloveyou；3．我不想死”；

　　“本人自感命不長，唯心中有一二事不容，愿余者可盡吾愿：1．本人非無家之人，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堂），自知吾逝乃其痛，望生者無慟，自己珍重；2．吾無財，但掛念苦寒之人與病痛者，愿獻吾臟器以扶斯人”；

　　“生命很重要”；

　　“生命只有一次，請珍惜。人最寶貴的是生命”；

　　“美好的生命，組成了美好的世界，好好活下去，創造美好的人生”。

　　讀著這些更像人生勵志語言的“臨終遺言”，牟潔忍俊不禁。“讓學生正確地理解死，是為了讓他們更好地生。”她說，“顯然，這樣的模擬達到了我們的初衷。”

　　今年9月秋季開學以來，云南省教育廳在全省中小學開展了以“生命、生存、生活”為主要內容的“三生教育”，以此來引導學生認識、尊重、珍愛生命，并學習生存知識、技能，提高生存的適應能力和創造能力。“三生教育”開展以來，云南各中小學校通過各自不同的校園文化及方式進行了各類活動。

　　今年10月，昆明市第一中學在高一年級6個班推出了讓學生模擬寫遺書的教育活動。“在經歷了汶川大地震的慘痛之后，我們想讓學生認真思考生命的價值，認識生命、尊重生命、讓生命更有意義。”該校副校長高富英說。

　　模擬活動取得的效果出乎意料，許多學生都認為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他們在給老師的字條上說：“這堂課讓我經歷了‘生與死’，我會更好地活下去”、“決不放棄自己的生命——為了美好的明天”、“得到一個生命比失去一個生命更難”、“即便知道我要死了，我也要認真地度過死前的每一分鐘”、“不要因為生活中的小插曲而漠視生命”。

　　一名女學生對記者說：“在重新審視了生死之后，我發現很多東西是需要珍惜的。”

　　然而與孩子們的輕松相比，不少家長對這次模擬活動卻表現出緊張和疑問。有家長說：“活得好端端的，寫什么遺書。”另一位家長說：“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讓孩子珍愛生命、感激生命嗎？難道不用這樣極端的方式孩子就認識不到生命的可貴和父母的艱辛嗎？”還有一位家長甚至傷心地說：“如果我的孩子只在遺書中告訴我心里話，那就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出了大問題。”

　　一名網友在給記者發來的郵件中說：“對于未知的死亡，誰都有恐懼。如果讓我來做這個命題作文，我還真不知道怎么寫。對這些學生遺書的內容我很好奇。”

　　“死亡教育”有必要但要審慎進行

　　云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咨詢中心主任趙白帆認為，對于“死亡教育”，家長要有一個接受過程。在中國文化里，死亡話題是一個禁忌，無論是對孩子和行將就木的老人，人們都避諱這個話題。在家庭中，成人盡量不讓孩子接觸“死亡”，主要是防止他們由于目睹死亡或聽到死亡而引起焦慮、恐懼和不安。但物極必反，過度的禁忌卻使孩子對“死亡”產生了神秘感和好奇心，甚至會帶給他們一些關于死亡的不正確的信息，誤認為死是一件輕松、隨意的事，甚至可能會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放棄生命。比如，一個品學兼優、看上去開朗的學生，有一天竟寫下了遺書：“如果你們再逼我，我就只有一條路——死”，老師和家長大驚失色，結果這個孩子卻說是鬧著玩的。

　　更令人擔心的是，當孩子處于青春期時，他們會表現出強烈的“死亡本能”，容易把死當做一種浪漫行為，認為這是對感情忠誠的一種表達。青春期中的戀愛，如果處理不好的話，戀愛失敗尋求死亡的事就不斷發生。

　　據趙白帆介紹，目前，“死亡教育”已經進入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教育課程，他們讓孩子甚至幼兒園的兒童去觸碰尸體，以幫助他們了解和直面死亡，并在對死亡的觀察中發問。這樣不僅可以使他們對死亡有一個科學的認識，也能促使更多的人為瀕臨死亡的人提供幫助，以此來減少青少年的意外死亡。

　　香港的一些學校也做過類似的模擬訓練。他們把12~14歲的學生關在暗室里，播放海嘯錄像帶，模擬海嘯發生時的情景，讓學生在海嘯的驚恐中給親人寫“遺書”。

　　“直面死亡要比回避死亡好。”昆明一中心理輔導老師牟潔說，由于中國文化對死亡的忌諱，造成目前很多孩子抗打擊能力太弱，家里一旦有親人去世，有的孩子甚至一度無法從中走出來，整天郁郁寡歡。

　　“死亡教育不僅可以讓青少年了解生命的真實過程，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生命，成年之后以達觀和超脫的態度去對待生命過程中的一切際遇，而且會讓他們更加尊重和熱愛生命。寫遺書作為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不僅可以讓學生學會面對死亡，珍惜生命，也能了解自己內心的真實情感和對親人的愛。”趙白帆說。

　　云南省著名心理學家、云南師范大學教科院教授趙建新認為，死亡教育進入中小學很有必要。“成年人往往低估了孩子的承受力。‘死亡教育’并不是暗示和縱容孩子去做，而是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

　　但他同時認為，這種教育和訓練應該謹慎，要考慮是否適合所有的學生，因為其結果可能會加深那些經歷過家庭悲劇的孩子的傷痛。